袁世凯（北洋军阀领袖）

袁世凯(1859年-1916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

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世凯的荣辱功过各有评说，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 、"窃国大盗" ，也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是真正的改革家。 总之，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人物简介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曾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在辛亥革命后，与南方革命军有约，只要推翻清帝奉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履行承诺，逼宣统退位。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后复辟称帝被推翻。他曾担任过满清王朝的军机大臣、驻朝鲜的代理总督。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地主家族。父祖多为地方豪强。叔祖袁甲三以督办安徽团练镇压捻军起家，累官至漕运总督。父袁保中系地方豪绅。叔父袁保庆曾在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自幼过继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南京等地读书。保庆死后，复随甲三子、户部侍郎袁保恒至北京就读。

1876年（光绪二年）和1879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并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为淮军重要将领，为其家族成员如袁世凯等人将来进入仕途打下良好的人脉基础。

袁世凯于清季投身行伍，襄赞洋务运动及新政，自道员、督抚累升，至入值军机，甚至内阁总理大臣。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经南北议和，就任首任大总统，但于1916年悍然复辟，称洪宪皇帝，激起全国人民的讨伐之声，南方革命军人在原云南都督蔡锷的领导下，组成护国军北上讨袁。

生平经历

少年时代

袁世凯生于清文宗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 因此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袁世凯的得名即与战争行伍有关，似乎在预示着这个新生儿一生的戎马生涯。

袁世凯六岁时养父袁保庆替他找个启蒙老师袁执中教四书五经。同治五年（1867年）袁保庆在山东做道员，袁世凯时年八岁，也随行。后袁保庆由山东调到江苏。在南京，袁世凯的一位老师曲沼擅长武术，教会了袁世凯一些拳法剑术。袁世凯自小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尝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寥寥十字，比楚霸王的“彼可取而代之”豪气无二 。

光绪二年（1876年）秋，袁世凯与沈丘于姓女子结婚，时年17岁。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袁保恒刚刚调任刑部侍郎，工作繁忙，袁世凯一边读书，一边帮他办事，学得不少官场本领。两位堂叔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派他查办、参佐一切。1878年，袁保恒感染时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后来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1879年，其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务，委托袁世凯分办陈州捐务，因他集款独巨，提拔袁世凯为“中书科中书”。袁世凯先后于1876年和1879年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能在乡试中中举。袁世凯家族以“求官建功，拯救天下”为门楣家训，袁世凯作为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感情和观点的人，自然要效法先辈的榜样，把心思从科场转移到“疆场”上。袁世凯曾作诗《言志》一首以自勉：“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此诗被认为是他少年时代便有了远大志向。当然一个人所走的道路，不完全是由家庭和自身决定的，还要接受到社会影响。从社会上看，19世纪80年代正是洋务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洋务派“自强”的思潮对袁世凯政治思想的形成，有极其深刻的影响。袁世凯科场失败以后，决定投奔淮系李鸿章。

袁世凯在北京读书时，李鸿章正在直隶总督任上。对这位大人的显赫地位不胜钦羡。在洋务派“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他“好读兵书”，“留心时事”，常作军事论说，侈谈练兵“安内攘外”。袁保龄对他的议论，颇为赞赏，曾情不自禁地表示，袁家“嗣武有人，亦可略慰”。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袁世凯在科场上的希望破灭以后，遂把诗文付之一炬，决心效法李鸿章的淮军。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当时，李鸿章的幕府中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袁世凯仅是一个无名的秀才，因此，他没有直接投奔李鸿章，而于1881年5月，带领“其家旧部数十人”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

吴长庆和袁保庆“订兄弟之好”。袁保庆在南京时，吴长庆带兵驻扎浦口，两人过从甚密。袁保庆死时，吴长庆渡江视敛，“扶棺痛哭”，帮助料理丧事。因此，当袁世凯来到登州时，吴长庆不仅“肫然相信”，乐意收留，备加照抚，而且随后又加以提拔重用。

朝鲜平乱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朝鲜王妃闵妃一党与大院君有隙， 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袁世凯率领一支清军配合行动，杀死了几十名兵变参与者。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将他赞扬了一番，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报以首功。随后清军将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袁世凯留镇朝鲜期间，得到了朝鲜上下的一致好评，朝鲜人士称赞他：“明达夙成，留京师（汉城）期年，大得都民之心”。他也和金允植、金炳始等多名朝鲜士大夫结为忘年之至交。他在朝鲜被称为“袁司马”。

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事大党”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派人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 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袁世凯平定了朝鲜甲申政变有重大意义，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袁世凯也因这一事件受到李鸿章等人的重视，年仅26岁的他就被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俨然朝鲜的太上皇。袁世凯在朝鲜期间，时常出入朝鲜宫廷，并且让朝鲜高宗按照藩国礼仪迎接上国钦差，明确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

他还防止朝鲜向外国借款、阻挠朝鲜向西方国家派驻公使，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的做法引起了朝鲜国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满，清廷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比如1888年1月朝鲜国王李熙致函请求清廷撤袁世凯，随后朝鲜驻华官员金明圭奉李熙之命，请求李鸿章换人。清廷内的张謇、张佩纶等也曾攻击袁世凯“侈然自大，虚骄尚气，久留朝鲜，于大局无益”。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的确，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虽然由于其年轻气盛而采取一些过激、粗暴的手段，但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直到甲午年日本挑起战争前还多次曾经派人暗杀袁世凯，只不过没有成功。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袁世凯暗示朝鲜政府向清政府乞援。随后日军迅速出动到朝鲜，企图挑起战争。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7月19日，袁世凯化装成平民逃走，从仁川回国。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保荐袁世凯负责督练新军。

创立新军

1895年，袁世凯开始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练兵，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章等奏派袁世凯扩练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渐为清廷所倚重。这股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北洋新军)，为清末陆军主力，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亦多源自清末新军。

袁世凯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

小站练兵是中国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声誉鹊起，扶摇直上。1897年，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

1898年6月，39岁的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1898年戊戌政变前，帝党人物曾寄望于袁的新军，谭嗣同即曾面劝袁世凯出兵围攻慈禧太后所居之颐和园。袁世凯没有对慈禧太后下手，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光绪皇帝失去政权并遭软禁。然而袁世凯当时的决定，对于戊戌维新的成败，是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至今仍有争议。以往一般认为袁世凯将消息转告荣禄是戊戌变法失败的主因，但近年的研究发现，后党发动政变，实起于袁告密之前，且袁世凯告密无确切证据。甚且，以袁世凯当时掌握的七千人新军战力，亦不足以对抗听命于荣禄驻扎在北京附近的九万人部队。虽然，袁世凯的决定并不是导致戊戌政变的根本原因，但是，戊戌变法却被镇压。政变起初，慈禧太后在上谕中只是斥责康有为“莠言乱政”，停职待参，并未申斥谭嗣同等人，而谭嗣同劝袁世凯出兵围园废后则属情节严重的谋逆大罪。相传袁世凯听时任直隶按察使杨崇伊说康有为已被革职待参，惧怕谭嗣同劝其出兵围攻慈禧太后一事暴露，牵连自己，遂向荣禄告密，西太后闻之大怒，下令逮捕康、梁诸人，并诛杀了六君子。

1899年冬，因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这是40岁的袁世凯首次出任方面大员。袁到任后，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到处拆铁道，拔线杆，破坏了社会安定，一改毓贤的处理方针，驱赶拳民，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慈禧太后以民气可用纵容义和团。翌年爆发了八国联军战祸，山东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使山东免遭战祸乱。1901年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袁世凯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

清末新政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表示极力拥护。1901年袁世凯在山东创建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1902年，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会办大臣，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洲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嫡系军官。同时，袁世凯还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通过办理新政，他得以“内结亲贵，外树党援”，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科举、督办新军、建学校、办工业等，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亦于天津成立，也筹划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

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对掌握中央政柄的满洲亲贵集团的世袭地位构成严重威胁。皇室亲贵煽动一些御史上疏屡弹劾袁世凯权高势重，甚至预言将步曹操、刘裕后尘。1906年，袁主动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1907年，又被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成为中枢重臣。

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载沣因为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更因为戊戌政变一事（他怀疑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致使光绪被慈禧太后幽禁至死），对袁世凯非常痛恨，成为摄政王后立即解除袁世凯的官职，袁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安阳。袁在此期间韬光养晦，暗地里仍关心政事，等待时机复出。被解职的袁世凯回到了河南安阳的洹上村，过起了赋闲垂钓的生活。并写了名为《自题渔舟写真二首》的两首诗，其中的一首“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凯抵达京师，16日组织新内阁。其成员是：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严修、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农工商大臣张謇、邮传部大臣杨士琦、理藩大臣达寿。并以胡惟德、乌珍、陈锦涛、杨度、田文烈、谭学衡、梁启超、熙彦、梁如浩、荣勋分任各部副臣。

就任总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于是再用袁世凯，先任其为湖广总督，旋任其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革命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能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选出孙文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民国成立，孙文就任。当时革命党节节败退，武汉三镇已被袁世凯北洋军攻下两镇。1月16日，袁世凯回家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世凯幸免于难。为了结束南北对立，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逊位，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

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大大削减袁世凯的权力，但袁坚持于3月10日在北京就职。

宋教仁事件

1913年2月，依据临时约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却在上海遇刺身亡，全国大哗。革命元勋孙文、黄兴等指袁氏授意暗杀，袁世凯则予以否认；当时之证据指向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涉嫌教唆杀人，而宋案凶手武士英则是共进社成员，属国民党阵营。宋教仁案成为历史之谜。当年7月孙文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遭到失败。二次革命开创了民国武力解决争端的先例，也开创了民国军阀混战的先例。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随即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就职。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1914年1月，袁世凯悍然下令解散国会。袁坚持“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正式推出新的《袁氏记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总统任期10年，任届没有限制，可指定三个新总统候选人。

签订二十一条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二十一条共分五大项：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②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③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④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⑤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二十一条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袁世凯不敢立即表示接受。消息一经传开，反日舆论沸腾。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一致不满，纷纷给予抨击。正式谈判于1915年2月2日开始。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于后，企图使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中国人民反日爱国斗争日趋高涨，日本见事态严重，便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属于劝告性质；一面提出新案，内容与原要求一至四项基本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应允。袁世凯指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便以中国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于5月9日递交复文表示除第五项各条容日后协商外，接受日本的要求。5月25日在北京签订了所谓“中日条约”和“换文”。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条约”，袁政府事后也不得不声明此项条约是由于日本最后通牒而被迫同意的。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其为有效条约。

洪宪帝制

1915年12月，在国会、民众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筹安会和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恢复了君主制。袁世凯多次揖让，最终接受皇帝之尊号，建立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行君主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12月23日，袁世凯身着衮冕在天坛祭天，并拟定于1916年1月1日举行登基大典。袁世凯即位后，拟定《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然而，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段祺瑞致电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退位，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5月下旬袁世凯忧愤成疾，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世凯被后人指责最多的是他称帝问题。其实袁世凯的年号“洪宪”是弘扬宪法的意思。袁世凯所谓的弘扬宪法，不过是欺瞒国人的把戏而已。当时倡导袁世凯君主立宪的有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

袁世凯称帝，与杨度等君主立宪人士蛊惑及长子袁克定迷恋太子权位是分不开的，其中最严重的是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氛围（此事被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和女儿袁叔桢无意中发现），袁世凯曾责袁克定“欺父误国”。袁世凯死后，王士珍、张镇芳等打开金匮石屋，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的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按照《大总统选举法》（袁世凯修改过后）的规定，前任总统所推荐的三人，将作为总统的候选人，从三人中选出一人为总统，名单写于嘉禾金简，藏于金匮石屋内。）

“洪宪” 宪法

袁世凯称帝逆历史潮流而行，但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他想要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帝制。

近年学界不断有新论指出，袁世凯改元“洪宪”，即弘扬宪法之意。从颁布的“新皇室规范”中可以看出一些“新”内容，比如某些对于皇权的监督机制和法律：自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一律；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府官员；永废太监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等等。

“袁世凯很清楚，过去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经玩不下去了。他本人也曾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并在天津试点推行普选，产生议会。”袁世凯研究专家、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刘路生表示，袁世凯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建设构想，历史给他的时间太短了。民国初年纷争不已，让他忙于应付，根本来不及着力于此。

但刘路生同时又认为，以袁世凯的个性，他应该也不会愿意成为一位“虚君”。有人揣测，袁可能是想选择日本或德国式的君主制。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自幼起即随袁世凯去朝鲜及山东、直隶各地，并曾留学德国，对德国的强大和君主制印象十分深刻。

中华民国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袁于3月10日于北京就职。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积极与列强交涉，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9月20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2月，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全国大哗。革命元勋孙文、黄兴等指袁氏授意暗杀，袁世凯则予以否认；7月，孙文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遭到失败。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同年，袁世凯政府制订了《国会组织法》、《公务员奖惩条例》和《文官考试法》，建立了中国近代司法制度。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同年袁世凯断然拒绝承认英国企图分裂西藏的麦克马洪线，维护了西藏的领土主权。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正式推出新的《袁氏记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修改总统选举法，总统可指定三名新总统候选人。（此举体现了袁世凯实为独裁）同年改革厘金制度，解决了晚清到处设卡征收厘金的弊政。积极发展民族工业，统一货币，铸造“袁世凯银元”（又称袁大头）。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同年成立了审判官吏贪污罪行的特别法院——平政院。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1月，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公布《颁定教育要旨》，大力发展教育。同时公布《权度法施行细则》，开始施行度量衡标准。5月，袁世凯在日本外交压力下，接受了干涉中国内政的“二十一条”中部分条款，使其政绩蒙上污点。当月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筹办。11月，袁世凯政府颁布《著作权法》。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总统府改为新华宫。12月25日，全国举行国体投票，同时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同年，经过袁世凯政府立场强硬的谈判，中、俄、蒙签订《恰克图协约》，外蒙古分裂势力于6月9日取消独立，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1月12日，袁世凯政府公布《传染病预防条例》。 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5月下旬忧愤成疾。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病逝，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政治举措

军事方面

袁世凯艺权均通，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实为清朝一务实干练的能臣，黄兴曾致书袁世凯，视袁世凯为“中国之华盛顿”。1903年起，他开始着手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工作，在中国军制改革、军事教育、建军治军、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做出大量有益尝试。在华北组建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雇佣德军教官，创办警、步、马、炮、工、辎等兵科，设立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培养大批军事人才，先后有5人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或总理。至接掌北洋，裁撤旧军改编警察，令中国军警分离，清末巡警制度的创立是中国警察制度近代化的开始。

对外军事方面，袁在1884年朝鲜王朝的甲申政变中，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率军击退日军，瓦解了朝鲜亲日派和日军颠覆朝鲜政权的图谋。之后，在袁任清朝驻朝鲜大臣期间，他尽一切可能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成为朝鲜王朝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外交事务和内政。在世界列强尚未深入朝鲜之际，袁世凯曾建议废藩建省，将朝鲜变为中国的一个行省，清政府当时内外交困，对于他的建议搁置不问。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在山东的袁世凯与两广的李鸿章、湖广的张之洞，两江的刘坤一，一起组织了东南自保运动，反对朝廷对于义和团的支持、也反对朝廷对外国的宣战，并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镇压拳民，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虽然这一政策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具有反动性，但是也正是这一政策使得经济昌盛的东南地区，避免了义和团运动带来的社会混乱与外国武力的入侵。

经济方面

袁世凯对工业、农业、商业三者并重发展，甚为得策，尤其对中国的工业化有很大贡献。工业方面，他积极发展实业经济，1905年，他出面筹钱，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发展。袁世凯在遭谴归隐之后还说出“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话。袁世凯当政时期，颁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扶持弱势的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增加进口税并减少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扩大国货销售市场。农业方面，袁世凯在兴办农业教育、创设农业基金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方面做出尝试。财政金融方面，袁世凯筹公债、整顿税收、开办银行、疏通金融、改革币制，这些举措不仅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财政金融的现代化。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袁世凯主动对外开放，开通商埠，这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袁世凯主张引进外资和侨资，前后素志不移，这在苏杭甬铁路、文辞协议、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上即有体现。经过袁世凯的治理，中央财政也有很大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

教育方面

袁世凯兴学重教，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积极倡导学子留洋。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袁世凯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新式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他反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国家之繁荣昌盛，实系于国民之品德、知识和体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强化公民教育。袁世凯曾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同时调蓬莱知县李于锴进行筹备，《折稿》获光绪皇帝批准，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正式成立，为山东高等教育写下浓重一笔。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创建学校司、提学使司、劝学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机构，形成河北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另外，他多方筹措经费，培养师资，编辑新教材，创建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军事学堂、实业学堂等新教育设施，建立河北近代新教育体系，从而使河北教育摆脱了旧教育的羁绊，步入近代化的发展轨道。

政治方面

袁世凯在政治层面的成果体现在清末政体、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维护领土完整等方面。袁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起了积极的作用，袁世凯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襄助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才得以成立。袁世凯作为晚清重臣，直接参与官制改革的讨论与决策，具体表现在：一、清廷“预备仿行宪政”，“先行更定官制”，袁世凯是编纂官制大臣；二、中央官制改革，袁世凯力主实行责任内阁。其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三、对文官的等级、任用、考试、惩戒、保障、甄别、恤金、待遇均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文官候选人考试，以考察行政能力与一般知识为主。并建立廉政机构，设置平议院，专门审理官员犯罪案。在近代法律建设上，袁世凯大力提拔、举荐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对引进西律、修订旧律，加强中国法制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袁世凯是地方自治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试行普选制开全国先河，其成效影响深远，直隶省（今河北省）也因此成为当时的模范省。全国各地借鉴天津地方自治的成功经验，地方自治之花遍地开放。

禁毒禁赌

禁毒禁赌也是袁世凯的一贯主张。清末的烟馆是重要的社交场所，风气败坏，直隶总督袁世凯在1907年5月19日上奏的《预筹革除鸦片折》中表示：“鸦片之害，荼毒生灵，虚糜金银，不可胜计，实为中国贫弱之源”[30]，袁世凯所领导的直隶省设立了200余个戒烟分所，先后铲除烟馆800多个，查获秘密贩烟案1300起，在禁止种植罂粟方面，他多次颁布晓谕，倘有偷种之户，立将烟苗划去，地亩充公。 当选民国总统后，袁世凯更是规定吸鸦片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种植者若不将烟田改种他物则一律治罪，凡官员故纵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惩治，期间颁布的《禁烟令》至少有七次之多。在禁赌方面，袁世凯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直隶总督时期，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1912年6月颁发的《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

捍卫领土

袁世凯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同时，竭力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利益。1912年4月22日，袁世凯发布的大总统令中明确宣告蒙、藏、回疆各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中国内政。然而，英国公然表示不承认中国关于对西藏主权的宣示，以麦克马洪线制造了中国和英属印度的领土争端，英方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上企图用欺骗手段让中方在条约草案上“草签”，被袁世凯政府一口回绝，最终西姆拉会议没有产生中国政府作为缔约一方的任何协定，而“麦克马洪线”也未获承认，成功捍卫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清末民初，外蒙古在俄国的鼓动下独立，致使内蒙古局势不稳。袁世凯对此保持高度警觉，软硬兼施，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晋封大量蒙族上层人物为亲王，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终使内蒙古王公们放弃了分裂图谋，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人陆续返回，后来，经过袁世凯立场强硬的谈判，外蒙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俄国只得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另外，袁世凯竭力主张的清帝优待退位保障了清朝政府拥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范围的延续性。

家庭成员

袁世凯有一妻九妾。

妻妾

元配

元配于氏，是河南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太懂得旧礼节，袁世凯不喜欢她，生了长子袁克定后，就不再与她同居，只把她作为主妇看待。到袁世凯接任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场面大了，这位元配夫人就更加不能胜任“第一夫人”这一角色了。有一次新年袁世凯接见各国公使，第一夫人自然要陪同接见。忽有某国公使走到这位夫人面前，要和她行握手礼，她当时不明所以，大为惊慌，她“嗯”了一声，把双手藏到背后去了，弄得那位公使十分尴尬。从此，袁世凯嫌她上不得台面，只把她作为一个牌位看待。

大姨太太沈氏。没有子女。

大姨太太沈氏，是苏州名妓。据说在袁世凯落魄的时候，沈氏资助袁世凯去猎取功名，并备酒送行，袁矢志决不相负，二人颇有点玉堂春与王三公子的味道。袁发迹后，果然娶沈氏为姨太太。因为“第一夫人”于氏懦弱无能，上不得台面，袁世凯便把沈氏作为“太太”看待，在一些外交场合中，沈氏也常以太太身份出现。袁还让她管家，并让儿女们称沈氏为“亲妈”（沈未生子女），可见袁对她宠爱的程度了。

二姨太太李氏。长女伯祯、五子克权、七子克齐、十子克坚、十二子克度、六女籙祯。

二姨太太李氏，朝鲜人。清朝末年袁世凯任驻朝商务代表时，娶朝鲜贵族金氏为妾。金氏嫁袁时，带了两个陪嫁的姑娘，即李氏和吴氏。袁世凯娶妾是多多益善，就把这三个姑娘（即金氏、李氏、吴氏）一并收纳作为姨太太，并且按三人年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吴氏为四姨太太。李氏由陪嫁丫头升为姨太太后，给袁世凯生了六个儿女，即长女伯祯（成年后嫁与清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儿子）、五子克权（娶清两江总督端方的女儿为妻）、七子克齐（娶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为妻）、十子克坚（娶民国陕西督军陆建章的女儿为妻）、十二子克度（娶富商罗云章之女为妻）。六女籙祯（嫁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儿子）。

三姨太太金氏。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早亡）、十女思祯。

三姨太太金氏。她本出身朝鲜名门——安东金氏，原以为嫁给袁世凯作“正室”，没想到过门以后，她和自己陪嫁的两个丫头都做了袁的姨太太，所以整天郁郁寡欢。她为袁世凯生了五个儿女：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早亡）、十女思祯。

四姨太太吴氏。四子克端、次女仲祯、四女（早亡）、七女复祯。

四姨太太吴氏。朝鲜名门安东金氏陪嫁的两个丫头之一吴氏，本只是跟着姑娘当丫头，没想到被袁世凯提拔为姨太太，与姑娘并列，后来袁世凯称帝时还差一点没被封为妃嫔，她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她为袁世凯生了四个儿女，即四子克端、次女仲祯（嫁给了两江总督端方的侄子）、四女（早亡）、七女复祯。吴氏死得较早，袁世凯当时还任直隶总督，吴氏害“月子病”而死。

五姨太太杨氏。六子克桓、八子克轸、九子克久、十一子克安、五女季祯、十五女（早亡）、九子克久。

五姨太太杨氏。袁世凯在他的一妻九妾中最宠爱的是大姨太太和五姨太太。大姨太大沈氏是袁世凯落魄时的知己，沈氏“慧眼识英雄”，所以袁世凯矢志不忘。五姨太太之所以被袁世凯格外垂青，与大姨太太沈氏不同，她既不以美色见长，也不是袁的风尘知己，袁世凯赏识她的是她管家的才能。她心灵口巧，遇事有决断，袁世凯不仅让她管理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袁府整个家务，各房的佣人和丫头，袁世凯的众多儿女，以及六、八、九三个姨太太，都得服从她的约束。因此，全家上上下下都对她既敬且畏。她是袁府的王熙凤。她为袁世凯生了六个儿女：六子克桓、八子克轸、九子克久、十一子克安、五女季祯、十五女（早亡）、九子克久（娶民国黎元洪的女儿为妻），解放后在天津工作。

六姨太太叶氏。十四子克捷、十七子克友、九女福祯、十一女奇祯、十二女瑞祯。

六姨太太叶氏。她本是南京钓鱼巷的妓女，嫁给袁世凯纯粹是“误会”。原来本世纪初袁做直隶总督时，派其次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袁克文在钓鱼巷认识了妓女叶氏，两人一见倾心，互订嫁娶盟约，叶氏并将其玉照赠袁。克文回去向父亲磕头复命时，一不小心叶小姐的照片从口袋中滑了出来，掉在地上，袁世凯指地连声问：“是什么？那是什么？”袁克文不敢向父亲谈自己的儿女私情，情急智生，他说：“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好看的姑娘，所以带回来这张照片，看父亲是否喜欢？”袁接过照片一看，果然很美，连声说：“好！好！”，于是派人去南京马上将叶氏接了回来。洞房花烛之时，她才发现他风度翩翩的意中人竟变成了一个五短身材鬓发斑白的老头子。而袁二公于后来也只能对叶小姐“望洋兴叹”了！六姨太太生了五个子女：十四子克捷、十七子克友、九女福祯、十一女奇祯、十二女瑞祯。

七姨太太张氏。没有子女。

七姨太太张氏。她是河南人，没有生过子女，按照袁家的规矩，她不能被称为姨太太，也不能享受姨太的待遇，只能被称为“姑娘”；可是因为袁世凯喜欢她，所以也享受姨太太的待遇，并被称为姨太太。清末她随袁世凯到河南小住，因她与花匠谈情被袁撞见，袁逼令其服毒自杀。但袁家也有人说，她是因病不治而死的。

八姨太太郭氏。十三子克相、十五子克和、十四女怙祯。

八姨太太郭氏。她原是苏州妓女，是袁世凯做军机大臣时别人从苏州买来敬献的。她生有三个子女：十三子克相、十五子克和、十四女怙祯。怙祯嫁给了民国总统曹锟的儿子，后离婚去了美国。

九姨太太刘氏。十六子克藩，早死；十三女仪祯。

九姨太太刘氏。她是袁世凯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姨太太，娶她时袁世凯已五十多岁，而她却正当妙龄。她原是五姨太太杨氏的小丫头，成年后为袁“临幸”，因而被收为袁世凯的第九名姨太太。九姨太太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克藩排行十六，早死；女儿仪祯排行十三，续五姨太的女儿季祯嫁苏州陆状元家。

子

长子袁克定

次子袁克文（子：袁家骝1912～2003年 华裔美国物理学家。子媳吴健雄素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

三子袁克良

四子袁克端

五子袁克权

六子袁克桓

七子袁克齐

八子袁克轸

九子袁克久

十子袁克坚

十一子袁克安

十二子袁克度

十三子袁克相

十四子袁克捷

十五子袁克和

十六子袁克藩

十七子袁克友

女

长女袁伯祯（成年后嫁与清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儿子）

次女袁仲祯（嫁给了两江总督端方的侄子）

三女袁叔祯

四女（早亡）

五女袁季祯

六女袁籙祯（嫁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儿子）

七女袁复祯

八女（早亡）

九女袁福祯

十女袁思祯

十一女袁奇祯

十二女袁瑞祯

十三女袁仪祯（续五姨太的女儿季祯嫁苏州陆状元家）

十四女袁怙祯（怙祯嫁给了民国总统曹锟的儿子，后离婚去了美国）

十五女（早亡）

一妻九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 17个儿子又为袁世凯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儿孙总和达79人。

历史评价

袁世凯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刻，正值中国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将要走完其漫长的黑暗路程的年代，也正是给中华民族带来创巨痛深的甲午战争的前后。战前，他是李鸿章淮系军阀集团的一名初露头角的走卒。战后，趁淮系军阀衰落的时机，他在小站创练了一支新式陆军，并以此为资本，破坏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扑灭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起义，在中外反动派的一片喝彩声中，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显赫职位。他敏锐地觉察到，王朝衰微，人民民主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不谋求新的对策，很难再继续维持其统治。因此，从1901至1908年，他戴着“急进改革者”的面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纲领为指导，以那支新式陆军为核心，通过办“新政”，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这个新兴的集团是淮系军阀集团的延续和发展，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侵华由瓜分政策转到“保全(清朝)政策”的产物。袁世凯正是依靠这个集团的势力，不遗余力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王朝，破坏正在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然而，当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风暴来临的前夕，他在与世袭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战争中遭到了惨败，灰溜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陷于崩溃的绝境。历史发展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和条件，使得已经失势三年的袁世凯扮演了“末世英雄”的角色。他迅速地集结起北洋集团的军事政治力量，赢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立宪派的依赖和支持，先打着“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强夺了清政府的一切权力；又迎合时代潮流，举着“赞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是，这个专制皇权的崇拜者和觊觎者，根本就不相信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之所以要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妥协，握手言欢，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尽快绞杀革命。因此，一上台他就不择手段地加强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践踏民主，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把民主派视为集权路上的最大障碍，乘民主派尚未巩固阵地之际，步步紧逼，迫使他们退出政府，裁减革命军队，接着便无情地把他们浸在血泊里。他又解散国会，撒毁“约法”，将民主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

民主派对袁世凯的让步，换来的是灾难性的打击。满腔悲愤的孙中山，率领残存的部分民主力量仓猝逃亡国外。一些助纣为虐的进步党人，在袁氏推行的封建独裁暴政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再倡言宪政了。1914至1915年，北洋军阀气焰万丈，腐恶的政治势力好象安如泰山了。袁氏顾盼自雄，以为自己是天运所选定的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的进程。于是，他悍然恢复帝制，企图建立万世一系的“洪宪”王朝，强令人民世世代代接受袁氏的暴虐奴役。但是，正如同一切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样，全国人民终于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的“英雄”、“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是一个背信弃义、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卖国贼。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人民的愤怒情绪在许多地方发展为骚动或起义。规模虽小，但相当普遍，宛如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波涛汹涌，势不可挡。孙中山重整旗鼓，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独裁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国内斗争的形势迅速发生变化，使袁氏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共同利益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帝制心怀猜忌的北洋军阀也都意识到，不撇开袁世凯就不能保持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和当初袁世凯所要消灭和排斥的一切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袁”。短命的洪宪王朝在各种势力的打击下仅仅闹了八十三天就消失了。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袁世凯：他本来要追求世袭的绝对的独裁权力，结果却使他的一切既得权力都丧失殆尽。

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车轮前进的丑角，这类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袁世凯的历史又一次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违背人民意志而倒行逆施的人，无论他是多么骄横跋扈，显赫一时，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十三太保

世人皆知，助成袁世凯帝制者，是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所谓的“筹安会六君子”。然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中坚力量却是他的“十三太保”。他们是：

族侄袁乃宽

财神梁士诒

军师杨杏城

干殿下段芝贵

内务总长朱启钤

小智囊阮忠枢

表弟张镇芳

参谋顾问夏寿田

参谋顾问顾鳌

健将朱家宝

周自齐

曹汝霖

死因之谜

学术界认为袁世凯的死因有两种：即气死说与病死说，其中认可气死说的占绝大多数。

气死说

黄毅的《袁氏盗国记》是这样记叙的：“盗国殃民，丧权乱法，在中国为第一元凶，在人类为特别祸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之将变。人心怨怼、体面无存，袁氏人非木石，顾后思前，能不自疚，此即袁氏病死之真因也”。佚名的《袁世凯全传》中述：“袁世凯以称帝不成，中外环迫，羞愧、愤怒、怨恨、忧虑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久之成疾”。《文史资料选辑》第74期上有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的文章《我的父亲袁世凯》，上载：“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上面的三组材料都认为袁世凯称帝不成，气愤中生病而死。

病死说

这种说法是依附于气死说之上，即生病是由生气引起的，死的根本原因是生气，而在当时袁世凯死后官方的讣告中说是病死的。黄毅的《袁氏盗国记》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五月二十七日，经中医刘竺鉴、肖龙友百方诊治，均未奏效，延至六月初四日病势加剧，即请驻京法国公使馆医官博士卜西京氏诊视症状，乃知为尿毒症，加以神经衰弱病入膏肓，殆无转机之望。”佚名《袁世凯全传》也说袁患“相传为尿毒症，因中西药杂进，以致不起。”20世纪50年代在刘厚生的《张謇评传》中说：“袁世凯患尿毒症，摄护腺肿胀。”在当时如果能采用外科手术进行治疗，决不会有生命危险。但在对袁世凯医治方案上，袁世凯的两个儿子的意见分歧较大，大儿子袁克定主张用西医，通过动手术治病；二儿子袁克文则竭力反对用西医，主张用中医，双方相持不下，贻误治疗的时机，最终导致死亡。

大事年表

1859年9月16日 (咸丰九年），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

1876年（光绪二年）、1879年（光绪五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

1881年（光绪七年），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当年23岁的袁世凯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

1884年（光绪十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海陆皆败，袁世凯随军撤退天津。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小站练兵是中国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据传袁世凯将围园杀后的消息告诉忠于慈禧太后的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皇帝失去政权并遭软禁。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冬，因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这是袁世凯首次出任地方大员。袁到任后，对拳民加以驱散，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山东在袁世凯治下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袁世凯在山东创建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山东大学堂，即现在的山东大学。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授袁世凯为北洋大臣，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袁世凯任会办大臣，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和袁世凯一起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军事上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袁的控制之下。5月13日袁世凯奏请筹款自造京张铁路，15日，袁世凯派陈昭常、詹天佑为京张铁路总办，10月开工。7月，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聘请意大利人葛拉斯为教师。他还托葛拉斯代购马可尼猝灭火花式无线电机，在南苑等行营及部分军舰上装用。10月袁世凯在直隶省河间秋操，首次用电报、电话进行联络。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0月13日 袁世凯编刊《立宪钢要》。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调任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同年，在袁世凯倡导下，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于天津成立。中国首次地方选举：天津市政选举同年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民主自治选举。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袁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安阳。袁在此期间韬光养晦，暗地里仍关心政事，等待时机复出。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安阳袁林

袁世凯老家在河南项城，为什么要葬在安阳呢？袁世凯生前含糊其辞，近代史家也只能分析推测，因此各有各的说法。早在袁世凯归隐的1910年冬天，他就为自己选择好了墓地，但究竟在何处他没有明说。1911年6月他在致端方的信中写道：“兄衰病日增，行将就木，牛眠之区，去冬已卜得一段。”据其子袁克文记述，袁世凯自选的墓地在太行山中。他写道：“昔先公居洹时，曾自选窀穸（音zhun xi，意墓穴。）地，在太行山中，邃而高旷，永安之所也。”袁氏后人最后讨论葬于何地时，袁克文提出按其父生前的意愿办，但长子袁克定坚决反对，决定将其葬在彰德府洹上村旁。

安阳市北郊洹水北岸的临府庄北地，是袁世凯的墓园所在地，现为安阳博物馆馆址所在地。袁林的设计者是德国的工程师，它的建筑“仿明陵而略小”。墓园建筑最大的特点是中西合璧，堂院前的部分是明清皇陵的风格，堂院后的墓园部分则具有西洋建筑特色，整体看来非常别致。主体建筑自南而北依次为照壁、糙石桥、清白石桥、牌楼门、望柱、石像生、碑亭、东西值房、堂院大门、大丹陛、东西配殿、景仁堂、墓台。袁林四周逐排栽种有杨树、柏树、槐树，周围还有大片的祭田。袁林修建时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占地一百三十八亩九分八厘八毫六丝九忽，支出银圆七十三万二千七百五十四元一角九分一厘”，这些数字都翔实地记录在《袁公林墓工报告》中的清单上。在那个朝代交替的动荡年代，还有这些心静如水者能细心地把面积精确到忽，把资金精确到厘，着实令人佩服。在所用70多万银圆中，北洋政府出银50万两，其余部分由袁世凯北洋旧部个人捐款，多者都是现币一万元，少者也没有低于两三千元的。《袁公林墓工报告》记载，“袁公遗产不丰未忍轻动，而库币奇拙难在请求爰兴，段君忠枢工统筹议，发起微资萃袍卅年之谊，竟山陵一篑之功，群策群力集捐款银币二十五万元。”

袁公林竣工以后，时任大总统、袁世凯的好友徐世昌亲临安阳勘察，并授意在原京汉铁路洹上村处添置神道碑一座，以示景仰。